提起吐瓦魯這個國家，許多人會想到的大概是，這個小國是台灣為數不多的邦交國之一，或是最近伴隨總統出訪南太平洋的政治口水。很少人會想到的是，這個小國家很可能會成為全球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海面上昇的頭號犧牲者之一。詭異的是，據說島上居民多半不怎麼擔心他們的國家就要被淹沒了，反而比較擔心垃圾該往哪裡丟、人口太多、網際網路對傳統文化的侵蝕等問題。
這也難怪，因為連科學家們都還在爭論誰的數據比較準確，誰的數據只是短期觀察所得到的錯覺。與其跟著數據都還擺不平的科學家起舞，去擔心現在該做些什麼，才可以讓十年後才可能會淹到家門前的海水晚一點淹上來，還不如為十天內就肯定會臭氣沖天的垃圾而操煩。
科學家們擺不平的還不止是海平面到底上升多少，連造成海平面上升的可能禍首－地球暖化－到底有多嚴重也還在各說各話。雖說大家多少有些共識，知道要限制人類排放的二氧化碳及其他會造成溫室效應的氣體，因此弄出個《京都議定書》的東西，麻煩的是大家對於暖化的嚴重性各說各話，因此對於該怎麼樣設定排放量也就各持己見。
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的生物學家Hardin在1968年發表了一篇後來被廣泛閱讀與引用的文章《公共資源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他在這篇文章中指出，「道德」是解決地球暖化這類問題的方法。聽起來有點像食古不化的老學究，但他可是很認真地鼓吹，很認真地討論要如何以具體作為來提升道德。他的討論似乎沒有白費，因為《京都議定書》是順著他指引的方向走。可惜的是，他討論了一大堆，卻忘了回頭去看他一開始提出「道德」這個藥方時所說的：the morality of an act is a functionof the state of the system at the time it is performed。如果連系統的狀態都還在各自表述，那這個道德函數該怎麼寫呢？從吐瓦魯到京都，看起來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要不要或怎麼提升「道德」，而在於到底要將「道德」提升多少。
明天，十月十九日（週四），中午十二點十分台大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的謝正義教授將要告訴我們，如何將物理學與生物學結合起來，以便探討氣候變遷的可能效應，看看我們的「道德」水準該提升多少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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